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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自欧战后，则根本动摇，其私法亦受有罗马法之荡激，如共同契约原则、遗嘱制度、信托规则等，均渊源于罗马法者。

由于我国立法上对正当程序的确认并不多见，并且《行政诉讼法》规定的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标准之一是违反法定程序，正当程序能否成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仍然存在争议。[18] 徐骏：《技术政治化趋向下的民主技术功能》，《长白学刊》2015 年第 6 期，第27-32页。

本文研究范围为企业标准之外的技术标准，主要研究强制性标准，但也不排除推荐性标准（尤其是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）。现代网络技术为标准制定信息公开提供了有效的途径，也为行政机关、起草单位、技术委员会与广大公众交流提供了方便，有利于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。但是对正当法律程序是否适用于立法包括行政立法（规则制定）领域却仍然存在争论。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，避免对抗，也是现代制度文明的重要体现。具体说来，既要畅通标准制定中公众参与的途径，又要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，正式程序、非正式程序、正式听证、非正式听证、协商程序的都可以根据情形加以部分借鉴，对于影响较大、涉及众多百姓生活的标准制定，不妨试验举行听证。

[20]美国公民可以申请参加委员会（commission\committee）一类行政机关的决策会议（部、局、独立管制机构的会议除外）。比如征求意见的时间过短会影响了解并提出意见建议的机会。于旧法之沿革论述至简，段末提到了现在国民政府(南京政府)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，保持中华法系固有之优点，是中华法系绝大的转变。

通过梳理法典流变，并且比较了罗马法典的特色，作者得出结论:影响我国固有法律的变革观念是礼刑一致。[[110]] 居正:《居正文集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，第507页。他指出:法系的价值判断，我们认为不能以年代的长短、影响的大小、形式的异同来比较，应以具体的实际关系为比较的对象，即以一法系的发生、发展与别的法系有无同质的内容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。蒋澧泉即认为而我国社会，以家族为活动中心，一切设施，亦以家族为本位[[108]]，并用中华法系代表性法典《唐律疏议》为例说明旧律中关于维系血统保持伦常的规定非常之多，其主旨是为了维护家族稳定，进而保持国家的稳定。

救国建国治国之最高目的，必以'民族'民权'民生三方面同时并进，完成'民有'民治'民享之新国家。五四运动时，为了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，而要打倒孔家店，由此反映到学术上，对于西洋的民主、自由等理念的呼吁往往受世人尊崇，目为维新，而对传统国学的研究，则往往被目为守旧。

[[96]] 曹德成:中国法系研究发微--研究的对象与任务，载《中华法学杂志》1948 年第7卷第4期。[[38]]既而指出在新的形势下，旧有的中华法系必须要进行革新，但很多好的制度应当保留。欲建立此新国家，尤赖立法以彻底表现其精神;中华法系因应此需要，以非常手段而改革之，吸收世界新学理性主义，适合世界潮流，并不因袭成规，继承外国法系，但仍保持固有优美原质，不失中国之特殊性，不落于帝国主义虚伪的民主主义及资本主义国家法律观念之窠臼，不独足以救残破之中国，并可济世界过去制度之穷，其地位实骏骏乎超轶世界各法系之上矣![[55]]第四部分中华法系过去立法之背景。此文篇幅不大，先是着重总结旧中华法系的特点，向重公法，忽私法，尚道德，崇礼教，而轻权利，海禁未开，闭门墨守，编纂法典，多守固范，然自然法论，民主色彩，随处可见，诉讼法理，陪审制度，发达均早，此其特色。

由于作者本人的一贯学养和在法律界的地位，使得该书成为民国时期研究中华法系的重要著作。至秦以暴政而亡，汉一反秦之辱儒，逐渐在法内容纳儒家学说。儒家从正心诚意克己修礼方面着眼，此即法家所求而不得之‘使法必行之法耳。作者认为唯有法律上之意思力，才可以称之为权利。

最后一部分结论，作者揭示论述这两个问题的意义，在于建立中国本位的新法系。文章开始引用韦格摩尔《世界法系概览》中的十六法系分法，然后设问:缘何中华法系被认为是东亚独立之法系?作者在回答此设问之前，首先指明自己的研究方法。

作者的创新在于将这个观念具体的内涵及其来源考释得十分清楚。[[74]]究竟什么是中国法系的真精神?作者续引德国法学家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的名言，认为法治国乃人民真享有权利之国，权利于法治国为最重要之物。

1937 年任《战时妇女》主编。最后作者归纳了中国法系研究的对象和任务，①研究中国法系，应当阐明中国法系普遍的特质;②研究中国法系应当阐明中国法系的渊源及其演进并其一般的特性;③研究中国法系，应当内省中国法系的得失，及世界法系的演进的趋势，以建立中国法系合理的基础。在长达 16 年又 6个月的司法院长生涯中，居正为法治改良、法律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，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思想。则其于文化的传统，纵在今日，已非尽可因袭;而其精神，虽在今日，尚有值得发扬而光大之者，予以为尚不少也。此点蒋澧泉在文章中说得极为明白:汉唐有西方佛教之传入，明清有异族之统治，元如法律一仍其旧，未参加任何杂素，绝不混化他种法系之血液，亦非寄生他种法系之中，乃始终独立纯洁的支持其生命。况我民族的固有道德，往昔皆化于家族生活中，由亲亲而仁民，由孝悌而忠信，由和家而睦邻，由齐家而治国。

于是又按照西方的制度设计，开始了戊戌变法，不幸受国内保守势力镇压而夭折。既而作者举例说明古书所称法律未必是正义，且即使法律里面偶尔含有权利思想，亦不足说明古代权利思想的发达，更遑论其对于现代的影响。

[[34]] 李次山:世界法系中之中华法系(再续)，载《法学丛刊》1930年第1卷第4期。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基础的存在，使得中华法系垂数千年而不朽，并且给世界法系贡献独特的思想财富。

李次山从《易经》中的相关记述中得出，中华法系肇始于太嗥伏羲氏、是传说中的太古时代。[[75]]文章第二部分为本文的核心内容。

 (二)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 民国时期研究者在赞颂中华法系的伟大时，对其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也作了深人的探讨。二是尽管作者年轻，但是文笔却非常大气，评论称为宏博精富 [[45]]。[[88]]②天理，也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天道，要皆认为自然之理，人我莫得而遁之，是即天道，是即相当于欧人之自然法观念也。3. 为重建中华法系提供了思路民国时期中华法系研究者们，大都有着很强的现实关怀，他们许多人的研究，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，而是期望学术研究能促进法律的改革和进化。

[[20]]这种状况不是法律发展的方向。绪论的最后，作者作一设问，既说是民族的法,也就谓法是民族精神无意识的产物，又说是国家的法，即谓国家主权都有意识的产物，两说不是自相矛盾么?作者的答案如下:今日者，乃法律由无意识的表现形式，进展至于偏重意识的表现形式之时代，其法为国家的法，固自明之事。

民事也，刑事也，其法度规律之所本，自亦莫离乎此种基本观念。至于"教"，则相当于自然的条理。

对于后者，作者也指出了两点:一是政治的背景，由于一切政治以福利民众为其依归，因此，土地、人民、主权确已构成混然之一体，有互相不可分离之关系，不可谓吾国政治之异彩也。[[23]]②由农业国家进入农工业社会国家。

翌年十月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届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《新民法》，其根本精神，注重于促进平均分配，乃共产化之民法，与其他法系之民法，迥不相同;其《不动产法》与《继承法》，尤为特异。从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开始，作者即撰文阐发这一专题，到60 年代，作者在台湾，又将一些中华法系研究论文汇集成册，命名为《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》，由三民书局出版。中国法系的法律和中国道德处在这等同一范畴之下，道德范畴的内容随民生而改变了的时候，法律思想就可以随道德思想而变。他深情地说:我们生于斯，长于斯，聚国族于斯。

既而经庚子事变、日俄战争的刺激，朝廷终于决定仿行宪政制度更新，不幸为时已晚，未及完成清廷即已覆灭。本章除分类比较中日法制外，还涉及日本当时法学家受到的中国法律思想的影响。

⑤我国以家族为本位，与西律以个人为本位相区别。陈君应用了比较的方法。

就学者的爱国热情而言，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、为中华法系的复兴殚精竭虑的赤子之心，也足以为后学所景仰。即使是民商事法规,《周礼》也没有遗漏，其中的土地制度、市廛法规、婚姻制度等足以证明此点。